在利用过程中，各种观念的制度必然会发生碰撞和磨擦，有价值的东西经过磨合会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东西在新的环境中也不会是原样，往往会以不同于原样的形态存在和发展，即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必人为地"化"，它会自然地"化"，人为地"化"会走极端，往往事与愿违。

至于我国一国两制模式下的香港、澳门只是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性。法治需要一国或地区政体下的政治支持。

经公布且稳定的保护基本权利的法律。但高水平的市场化和法治化国家并不一定需要一国政治框架下的法治评估，同时也并非必然带来国际视野下的法治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各地展开了法治政府评估，作为政府依法行政及其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和参数。随着世界范围内法治发展与进步的要求，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法治评估更多是晚近时期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法治评价活动。其次，从我国现有理解的法治评估来看。

[⑤]这种尝试与探索值得肯定，但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商榷。因此，侧重于一国范围内的法治评估尤其地方法治评估并无太多意义。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公共政策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资源。

[61]也即它是以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来选择能够强化可接受性程度的生活化且多元化的理由。这样，包括公共政策司法在内的一切社会公共行动，都有义务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公共文化和法律制度提供基本的核心价值，奠定社会伦理与政治的一般基础，并为人生的意义（个人美德）问题指出一个规范性的方向。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极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为此，不仅选择何种信息重要，而且将有用的信息纳入到正当法律程序中去更重要。

当事人希望通过此来影响法官的决策，进而使法官作出的判决结果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法院的司法判决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司法决策。

[33] 第四，公共政策的开放性结构，使得法官在运用公共政策进行司法裁判时，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间。[20]同样情形的如（2012）桂民再字第24号、（2014）东中法民五终字第463号、（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421号、（2015）浙民提字第29号、（2012）桂民再字第24号、（2016）鲁04民终236号等。二是合理原则，即要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出发，充分考虑公共政策、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社会公众的认同度等因素，坚持正确的裁判理念，努力增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确保裁判结果符合社会发展方向。比如在（2014）粤高法立民申字第209号文书中，当事人诉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的第35条规定，明显违背了科学立法、依法治国、司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法治理念，不利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

[36]换言之，当公共政策的法源地位日益突出或者司法程序越来越紧密地服务于国家政策实施方面的目标时，便会使得原本并不互相排斥的诉讼程序无法相对纯粹的保留着它的传统形式，只是其获得应用的频率越来越小，或者其在司法过程中得到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小。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省教育厅校外研究基地司法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因此，完善公共政策的司法执行机制，意味着首先要规范法官/法院的司法行为，要在确立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正确运用法律解释与利益衡量的方法论准则。这对于法官而言，意味着其裁判案件的思路，必须要遵循以下的轨迹，即首先要运用已被司法化的公共政策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裁判结果社会影响做出预判，而后寻找适当的司法技术对公共政策以及其所附着的其他法外资源来加以综合论证或复合化推理。

如果把视野放的宽一些，那么任何公共政策实际上都是针对一定时空条件下的问题而制定的。因为任何司法决定的过程，都不仅只是一个采纳由严谨分析问题而得出最适宜结论的过程，而更是一个诉诸合法化的过程。

被上诉人由于激动、紧张、压力很大，脑梗已经住院，如果上诉人继续无理取闹，将考虑的是否反诉，要上诉人赔偿精神损失及医药费。[86] 当然，在进行利益衡量时，一般不能以牺牲较大利益而保护较小利益。

[50] 当然，在对进入司法的公共政策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或者正当性审查时，我们要注意，这种审查有时并非孤立的，而是综合性的。[27]法院公共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未被预料到的或是隐藏的成本。[71]汪庆华：《政治中的司法：中国行政诉讼的法律社会学考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页。[66] 以可接受性为导向，意味着公共政策司法在结果论证的过程中，要使司法论证和说理的强度与社会上所能接受的法律论点和法律命题的程度相符合，甚至在必然性论证不可能的情况下诱发信仰。（一）司法裁判内部运行的不确定性 追求司法的确定性，一直以来都是裁判理论与实践所致力于的。[71] 就社会效果而言，一般来说，它要求公共政策司法的过程及其结果，不仅要有助于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49] 2．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评估 对公共政策进行合理性审查的标准，既包括公共政策自身的公共性要求，也包括来自法律世界中的基本原理（也即法理）以及社会生活世界中的基本道理（比如是否符合社会朴素的正义观）。[79]参见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6页。

进入专题： 公共政策 公共理性 司法治理 司法风险 。那么这种对于纠纷中的利益所进行的分配与再分配，显然必须遵循利益衡量方法论的基本规则。

1．建立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原则 一般来说，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一是合法原则，即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定程序和正确裁判方法，符合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精神以及基本法理的要求，行使自由裁量权。孔祥俊：《司法哲学与裁判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页。

[57]钱再见：《现代公共政策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页。换言之，要将公共政策这一法外资源运送进入司法裁判之中，往往需要借助对实体性法律规则的解释来完成。此外，类似情形还有（2015）粤高法立民提字第8号、（2016）鲁04民终236号、（2016）冀11民终678号等。[49]如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2014）新民初字第758号等。

[15]一种则与此相反，是基于社会危害性大而要求司法裁判予以从重处罚。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解释方法的综合使用，不仅有助于揭示法条内含综合的各项意义要素，确保通过复合化判断来获致法条的真意。

[20] 当然，就公共政策这一话语资源的争夺，当事人除了抢夺解释权或者话语权的行动外，也会采取一些其他的策略，以助力其在资源争夺上占据优势。[31]参见张红：《论国家政策作为民法法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尽管仍然被标榜为一种理想形式，但它实际上已经被放逐到森林的秘密城堡之中了。[47]See James E.Anderson，Public Policy-Making，Orlando.Florida：Holt，Rinehart and Winston，Inc.，1984，p.44-74. [48]张红：《论国家政策作为民法法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77]与此同时，我们既要准确的判决当下中国社会的纠纷及其发展趋势，也要准确的判断中国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方向。[2]袁明圣：《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中的定位与适用》，《法律科学》2005年第1期。[24] 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就公共政策的话语解释权所进行的争夺，其对话的对象不仅在于双方彼此，也会包括法官/法院。特别是在当下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原本作为裁量基础的价值共识业已分化并逐步丧失，社会生活中的异质性因素不断增加，社会生活的碎片化格局日益明显，唯有通过法律的公共化实践，将法律的角色从特定结果和评价的指示者过渡为产生决定之程序的提供者，才能在此之中获致程序理性上的共识。

而也正是由于公共政策意涵及其所指对象的多样化，确保了其能够以一个较为灵活的方式参与司法裁判，进而增强司法的公共治理能力。[37] 二是司法整体运行的失序。

[32] 第三，不仅公共政策以及其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和时空因素会发生变化，而且不同部门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为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不同部门制定的公共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35]参见[美]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193页。

[82] 3．正确运用利益衡量方法 由于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其内容主要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各种公共利益关系的协调。换言之，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都需要投入相应的成本，未预期的成本往往导致公共政策走向它的对立面。